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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党委班子:党委书记郭树清,党委委员王兆星、陈文辉等

2019-09-23 15:24 来源:中华网

  银保监党委班子:党委书记郭树清,党委委员王兆星、陈文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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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保监党委班子:党委书记郭树清,党委委员王兆星、陈文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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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你看不懂的当代艺术,凭什么卖那么贵?

“无论是智能化程度,还是环保标准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2019-09-23 19:13:16 凤凰文化 林云柯

导语:近日,黄河清所著《艺术的阴谋》迎合了很多人对当代艺术不知所云的心理,以阴谋论收割了大量拥趸,认为当代艺术是冷战的产物,是受操控的,把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别完全打乱,不再具备艺术性,只具备杂耍性……林云柯从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讲起,指出:一旦以当代艺术作品“竟然值这么多钱”入题,那么艺术在一开始就被预先退化为一种商品,此后的一切就与艺术无关了。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

在那些揭露当代艺术欺骗性的文章中,总会包含一些关于当代艺术阴暗面的“冷知识”。但在这些学院人士的檄文中,作者所能告诉你的第一个冷知识又往往是最简单的一个,那就是这些艺术品“竟然”值这么多钱。

这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知识,即使在那些与我有直接合作关系的艺术家那里,我也并不知道他们作品的确切价格,这个问题在整个关于作品的理解与讲述中几乎不会被问及。在展览宣传册也不会像超市宣传册那样对艺术品明码标价。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批判文章,当代艺术品的价格似乎从不曾在我们实际的鉴赏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虽然我们大概知道它们必然具有不菲的价格。

但还有另一个获得艺术品价格的诡异渠道,那就是关于艺术品失窃的新闻。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在过去两年有过两次见诸报端的失窃新闻。15年末,哈芬里希特画廊(Galerie Hafenrichter)总监在向杜塞尔多夫运送一批艺术品的途中,遗失了两幅丝网印刷作品和一件奥托•皮纳(Otto Piene)的作品,这三件作品共计价值约十万八千美元。半年后在美国,沃霍尔的7幅《金宝汤罐头》画作近日在密苏里州一家美术馆内失窃,美联邦调查局悬赏2.5万美元征集线索。

安迪·沃霍尔的《金汤宝罐头》

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

失窃似乎成为了艺术品真实价格被官方发布的最权威的方式,只有在当代艺术品以非法占有的方式“消失”于公共展览之际,价格才会作为知识而显露出来,并且在治安层面也具有了官方指定的价格。实际上,在关于当代艺术的批判文章中,虽然批判者会尽量规避,但我们还是很难忽略其中以“价格”先导“价值”判断的论证机制。换句话说,一旦以当代艺术作品“竟然值这么多钱”入题,那么艺术在一开始就被预先退化为一种商品,此后的一切就与艺术无关了。对于当代艺术的批判与艺术品失窃实际上有着同样的呈现逻辑:在当代艺术被个人占有而无法真正出场的时候,它的价格,或是一种有着明确功利指向的工程——在某些批判者笔下,当代艺术会被描述为一种颠覆别国艺术精神的敌对行为——就是它唯一的身份了。

对于当代艺术,尤其是波普艺术人们往往存在这样的误解,即认为比如沃霍尔的作品本身是对商品化的展现。但实际上,事物的商品化最终总是取决于一种占有的意向,而当代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景观,并不必然要与这种意向捆绑在一起。波普艺术常常呈现为一种“多”,对于观看者来说,这更类似于我们仰望星空时所看到的东西,而除了在科幻小说中,我们不能对任何一颗星星产生购买的意向。如今我们最常体验到的情形,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具有艺术气息的店铺中拍照,而不必购买里面的商品,此时没有出场的反而是事物的商品属性了。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曾经拒绝出售自己作品的部分组件,他认为这会导致自己的艺术品不复存在。

因此只要读者们稍加反思就会发现,价格先导的批判思路并非是直面艺术品价值的,而是关于私人占有所要付出的代价。当批判者问“这样的作品居然值这么多钱”的时候,他总是试图将这个疑问直接导向对于艺术品价值的否定,但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试图提出一个更连贯的也更开放的问题:“为什么对于这些作品的私人占有居然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而不是“如果我有一个亿我才会不会购买波洛克的作品呢”这样的私人决定,更何况对于大多听众以及批判者本人来说,这个问题的假设前提也许永远无法达成。

杜尚的小便池

但这样的批判至少有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些价格确实是极端荒谬的,对于沃霍尔作品失窃案的悬赏就显现了官方认证的荒谬之处。美国美学家布洛克在他的《美学新解》中已经问过这个问题:如果杜尚小便池在运输中摔碎了,那是不是在当地再随便找一个新的仿造一个签名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揭示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代艺术是没有“赝品”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确实具有天然的“欺骗性”:对于想要赋予它艺术品地位,并进而对其进行私人占有的行为来说,正如批判者所言,对于买家它总是“欺骗”的。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私人占有总是形同将艺术品从公共性中“窃取”出来。

因此,高昂价格也许并不只意味着当代艺术已经令人发指的功利化,而是它是如何在与资本的博弈中让后者付出越来越多的“不值得”的代价,而私人占有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无法将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完全抹杀。在旧时代,美术作品在产生伊始就是被特定的个人和机构占有的,教堂穹顶画是画家所属的特定职位的“任务”,作品属于教会而并没有真的进入公共的观看与流通。在当代艺术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哲学家、艺术家甚至作家,它们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家”,他们可能是家庭教师、教会雇员以及贵族的门客。相对于他们来说,当代艺术家往往没有固定工资,要自费进行艺术品的制作,收入完全来自于作品认购,还要被画廊抽成……这其中巨大的生存风险往往是学院学者所看不到的。那些被批判者所看重的艺术价值在美术时代总是被事先征订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图像志研究中,经典的美术绘画总是一些“命题作文”。而在当代,在越来越趋向于平面的绘画与物质性的装置中,艺术时刻向一种公共的分享机制开放,它的价值不在于“真品——赝品”的对照,而是弥散在公共生活中的蓄势待发。它们可以通过复印而不丧失太多原作的品质,可以以较低的像素在网络上被快速传阅。

在60年代后期,沃霍尔实际上已经告别了波普艺术而投身到了媒体艺术当中,因为在媒体传播面前,可复制的波普艺术就显得是一种笨拙的公共分享机制。而对于杜尚来说,他在已经批量生产的制成品上签名,这一行为证明了艺术家与作品独一无二的联系并不需要在作品产生之前就被个人预定,而是可以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即刻的产生。无论是便池、滑雪板还是盒子,这些当代艺术家说明了艺术可以是天然公共的,而它觉醒为艺术品总是在某一决定性的时刻和场合,而在此之前则是漫长的公共性的历史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的前沿理论中,艺术经常被视为一种“事件”,它既是即刻的,同时也是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二战胜利游行中的那一吻的照片会长久的留存在当代艺术史中,那一吻与杜尚的签名具有相同的功能,而想要私人的占有这一吻则几乎是不可能,虽然它在理论上同样可以具有它的价格。

传统美术是“被预先占有的无价之宝”,而当代艺术是“天然公共的有价之物”,它们之所以都是艺术,就在于它们之中包含了某种必须面对的悖论。对于旧时代来说,艺术的商业非功利性只有通过预先的个人占有才能被保证。而在我们的时代,当代艺术是一种公共性的象征,它意味着我们所要为公共性付出的代价也许必然包含着对商业消费某种程度上的承认,理解当代艺术就意味着保持着高度的自我警觉,而不是如美术时代那样,将艺术品的永恒价值托付给教会和经典文本就可以抽身而出了。

马克·罗斯科《无题第11号》

为了实现一个积极的属性——对于美术来说是无功利,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则是公共性——艺术就必须要面对与其一并打包的另一种风险机制的挑战,并在挑战中进化而非走向终结。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具有崇高指向的公共行动之后,总会掀起一场消费主义风潮,这种被学院人士普遍反对的消费主义确有恶化的可能。但是从积极的角度讲,只有通过可消费的平等性,我们才能保证文化记忆的鲜活,让公共行动的精神遗产不至于被彻底遗忘。

因此,批判者所给出的当代艺术品的价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当代艺术的天然公共性对于资本匿名权力的捕获,而不是资本对于当代艺术的征用。也就是说,为当代艺术付出高昂经济代价的资本家在当代艺术的哄骗下为可消费性提供了承诺,这使得艺术根本上断绝了退回美术时代预先的个人占有的牢笼。当代艺术的欺骗性所欺骗的并不是广大受众,而恰恰是那些付出高昂代价妄图抹杀艺术公共性的买家。价格为当代艺术的价值提供了真正的空间,而一旦这一空间被彻底的开启,当代艺术还是不是“艺术”,就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旦无视当代艺术的这种机制革新,而是依然参照传统美术的价值观,我们就很容易把当代艺术的视野集中在那些“经典”的当代人物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艺术批判者的视野长期停留在杜尚的小便池之上的原因。事实上和传统美术不同,当代艺术中的经典人物并非代表了当代艺术的最高水平,他们反而是最初级的,他们建立了当代艺术机制中如何保证公共性的基本方式。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中,艺术家已经不再强调原创性,而是去发现、重组和改造自然与社会当中已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总是在原则上能够被一般人所观察与共享,并且能够被大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理解和鉴赏——艺术的生活化不是艺术的降格,而是赋予公共生活以更多的评介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当代艺术基于价格的批判本身也是当代艺术机制的产物,对于我们完全没有艺术实践能力的学院学者来说,如果不是当代艺术机制提供了某种超出美术专业之外的话语空间,那么我们对于艺术的批判就永远是不可能的。

波洛克作品

所以,也许我们应当质疑的是价格先导的艺术批判对于大众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不是必要的,因为即使我知道了高昂的价格,我与当代艺术的关系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在最近看到的文章中,我很惊讶知道如果想要把波洛克的作品私有化竟然需要一亿四千万美元,这对于我这样的波洛克的粉丝及Stone Rose乐队的乐迷来说——这一历史地位极高的乐队曾用波洛克的作品作为专辑封面,并为波洛克的死写了一首名为《Made of Stone》的经典歌曲——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些有钱人不能像我一样每天循环播放这首歌,每天看一看专辑封面呢?在这一廉价而又正确的理解途径中,一亿四千万之于我们正如我们实际的经济处境一样,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横贯在我们与当代艺术之间的障碍。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理解安迪·沃霍尔那句“我相信媒体就是艺术”。我去年买了印有这句话的印花体恤,它的价格是99元人民币。

林云柯,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西方文艺理论及分析美学研究方向。

责编: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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