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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白沙园区通商路等4条道路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2019-09-23 17:29 来源:蜀南在线

  郑州市白沙园区通商路等4条道路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兴业银行(601166,股吧)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虽然有利于防范货币基金流动性风险、控制垫支机构财务风险,但是减少了货币基金此前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便利特性。其次,鼓励推出养老公募基金,争取养老基金税收递延政策。

在此基础上,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关于发布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直联相关制度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直连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而言,刚性兑付的打破,可能冲击更大。

  一、公开征求意见及吸收情况如何?经国务院批准,《意见》于2017年11月17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事实上,这一阶段新三板市场整体也从狂热到降温直至转向低迷,大多数公司都在经历着相似的“命运”。

  比如,银行理财、信托产品等广义“保本型”固收类产品,在刚性兑付打破、预期收益型产品全部要转变成净值型产品的背景下,将由于保本隐性承诺的消失,面临客户与资金外流压力。网购基金流程没有大的变化,成熟的基金销售机构及时推出升级系统,当记者购买超风险(或高风险)基金时,系统将原来的风险提示改为风险提示加投资者风险确认,流程依旧简单。

招商银行将为其提供存管系统,双方通过专线进行联接,所有借贷资金存管业务均通过存管系统的各类业务接口完成处理。

  也就是说,未经许可依托互联网发行或销售资管产品的,须立即停止,存量业务最迟于2018年6月底前压缩至零。

  如中信银行的一款91天期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为%;而浙商银行多款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则高达%以上。数月之后,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正式印发。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被市场称为资管新规,于去年11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正式稿一直迟迟未出台。

  ”分级基金或将退场分级基金作为一种杠杆类投资产品,它的出现满足了投资者根据自身投资偏好选择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对象的要求。数月之后,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正式印发。

  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在售的公布了收益率的半开放式产品数量最多达787款;在售的公布了收益率的全开放式产品最多的发行主体为股份制银行达1686款。

  除了安全,不少投资者买银行理财产品,还因为期限短,不少产品两三个月就能到期拿到本息,如果有什么事急需用钱,也不至于等太久。

  又例如,在非标资产的认定方面,虽然资管新规列了五个标准,但前述股份制商业银行资管负责人指出,银行理解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待银行理财主要监管部门后续是否出台细则,还是继续延用银保监会关于非标资产界定和报送规则要求。一方面,要求非金融企业依法依规投资金融机构,立足主业,审慎经营,隔离风险,避免盲目扩张和脱实向虚。

  

  郑州市白沙园区通商路等4条道路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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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9-23 08:2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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